五一人均消費遠低于4年前，國人已經掏出家底了

　　1、今年五一與疫情之前的2019年五一對比，旅游接待人數和旅游收入，分別增長了19.09%和0.66%;

　　2、2023年五一的人均旅游費用比4年前還低15.5%，再一次證明居民在盡力消費，但三年口罩嚴重損害了居民消費能力;

　　3、要確保中國經濟持續恢復增長，以小政府大市場為目標的深化改革至關重要。

　　三年強制性行程碼、核酸和口罩被取消后的第一個“五一”黃金周，全國文化和旅游市場強勁復蘇。經文化和旅游部數據中心測算，2023年4月29到5月3日，全國國內旅游出游合計2.74億人次，同比增長70.83%，實現國內旅游收入1480.56億元，同比增長128.90%。

　　由于2020年之前，文旅部的國內游統計口徑為旅游接待人數，之后改為包含回家探親的出游人數，所以新口徑比老口徑要大。如果按2019年的可比口徑計算，“五一”5天長假，全國國內旅游接待人數合計為2.322億人，比2022年同期增長79%;旅游收入為1184.47億元， 比2022年同期增長129%。與疫情之前的2019年五一對比，旅游接待人數和旅游收入，分別增長了19.09%和0.66%。

　　根據文化和旅游部綜合測算公布的數據，2019年“五一”假日期間，全國國內旅游接待總人數1.95億人次，按可比口徑增長13.7%;實現旅游收入1176.7億元，按可比口徑增長16.1%。

　　疫情第一年，疫情防控對旅游造成了嚴重打擊。2020年5月1-5日，5天全國共計接待國內游客1.15億人次，實現國內旅游收入475.6億元。分別比2019年下降了41%和59.6%。

　　絕大多數媒體，都在驚訝于旅游景點的人滿為患，高速公路的擁堵不堪，認為從旅游的快速恢復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。這未免太過于片面和膚淺。三郎認為從五一旅游熱的背后，至少可以總結出三個重要觀點。

　　第一、中國市場反復給14億人證明一件事，人的自由是經濟發展的基礎

　　改革開放前30年，計劃經濟體制強制性地約束了中國人的居住自由、就業自由、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。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，就是對我們束縛自由的管制政策做減法，解開束縛個人自由的繩索。中國人的勤勞苦干在獲得自由后得到充分的體現，改革開放的1980-2019年40年，中國的GDP年均增速達到9.44 %，為前30年的GDP年均增速1.97%的4.8倍。

　　2020年開始，我們以疫情防控的名義，利用紅碼、黃碼和綠碼，以及核酸檢測為手段，再一次束縛了人們的自由，深深損害了經濟的發展。2020-2022年這三年我們累計增加了67.78萬億的流通中的貨幣，增加了92.9萬億的新增社會融資。2022年流通中的貨幣比2019年增長了34.1%，社會融資存量比2019年增長了37%，宏觀杠桿率從2019年的254.7%增加到284.5%。但高速印鈔和高速債務，只帶來年均4.4%的經濟增長。

　　2022年的五一的旅游接待人數為1.3億人，旅游收入518億元，比2019年減少了33.3%和56%。取消強制性核酸、口罩與行程碼后的第一個五一長假，出游人數和旅游收入就比2019年增加了19%和0.66%。

　　第二、2023年五一的人均旅游費用比4年前還低15.5%，再一次證明居民在盡力消費，但三年口罩嚴重損害了居民消費能力

　　我在《居民已經掏老底消費了，超額儲蓄純屬無稽之談》一文中，曾經用詳實的數據和邏輯，批駁了一些網紅經濟學家和媒體，將一季度新增加的9.9萬億居民存款，作為中國居民喜歡存錢不喜歡消費的證據，還有些人幫政府出一些餿主意，說什么要征收利息稅或者降低存款利率，將居民的超額儲蓄從銀行擠入消費。我認為一季度幾乎所有的相關數據，都證明我們的居民在其消費能力范圍內，已經做出了最大的消費努力。央行公布的9.9萬億住戶新增存款，至少有4.17萬億并非來源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貸款。

　　今年五一的旅游消費，再一次證明了居民已經在掏老底消費了，已經做出了最大的消費努力。

　　2019年五一，國內游客人均旅游消費為603元。2020-2022年，五一國內游客人均消費在400-450之間，都明顯低于2019年。2023年五一，國內游客人數和旅游收入，都恢復得不錯，超過了2019年的水平。但人均旅游消費僅為510元，比四年前的2019年低了15.4%。

　　人均旅游收入還沒有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，意味著居民的收入在疫情三年還是受到了較大損害的。取消核酸、行程碼之后的第一個五一，擁有出行自由的中國人，都在盡最大的努力彌補前三年不自由的遺憾。但受到收入水平、消費能力的制約，選擇五一出行的2.74億人，只能夠選擇窮游，居民消費在明顯降級。

　　第三、要確保中國經濟持續恢復增長，以小政府大市場為目標的深化改革至關重要

　　最近，有幾個熱點現象吸引了大多數中國人的關注。

　　一是五一出游火爆。

　　二是淄博燒烤出圈。一把烤串攪動一座城市。由一群大學生推動、游客自發推介、政府迅速反應、市民主動維護、網絡高度曝光的城市營銷良性閉環，讓淄博燒烤熱度不斷。

　　三是繼城管對城市商業的粗暴管理與干預之后，城管經驗走向農村，農管大規模開進農村短短幾個月，毀壞農作物、暴力管理的丑陋視頻已經在各大自媒體頻頻出現。

　　四是對人工智能的干預。ChatGPT大火之后，中國迅速出臺了一定會影響人工智能發展的政策。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起草了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辦法(征求意見稿)》，最近不少海外用戶發現無法使用萬得數據服務。種種跡象顯示，我們正在埋頭建立中文信息孤島。

　　這4個熱點現象代表了管和放兩個方向的撕扯與分裂。五一全國各地躦動的人頭和出圈的淄博燒烤再一次證明一個真理：政府對人和市場的管控越少，人的消費和企業的生意就越好。

　　但從城管到農管，中文信息越來越孤島化，又意味著我們有一股強大的力量，希望對中國人和市場施加事無巨細的管控，為自己手中的權力增加含金量。

　　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我們對人和市場的管控不能減少，五一旅游熱和淄博燒烤熱都只能曇花一現，無法持續。我們要避免經濟翻燒餅，出現反復，必須延續40年前曾經形成共識的小政府、大市場的改革目標，并圍繞這一目標深化改革。